摘要：本文基于谋划“十四五”期间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视角，利用2014
2019年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有关数据及案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认为，“十三五”期间，长江经济带产业发展、城镇体系建设、对外开放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均取得显著进步，对我国经济发展支撑力进一步增强。但是，长江经济带生产要素流动受阻、生态环境保护压力大、全智慧型基建应用生态难以搭建等难点问题依然存在。据此建议，“十四五”时期，要以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为突破口，以合理引导城镇发挥正向空间外溢效应、打造互联互通共建共享的现代物流体系、强化上中下流域生态环境共保联治、构建多层次宽领域一体化新格局为重点，持续深化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十四五”时期；重点难点；对策建议
引言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战略支撑力最强、发展势力最旺的流域经济带之一，为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优化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时期，也是经历新冠肺炎疫情之后激发经济活力、重塑大国自信的攻坚期，系统分析长江经济带在这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历史方位，确定其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承载和战略使命，对于切实增强我国经济发展韧性，提升战略回旋空间，提升国家经济安全，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学者们基于不同视角从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功能定位、产业协同、对外开放、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对长江经济带的发展进行了大量研究。肖琳子、周正柱针对长江经济带发展提出的战略背景进行了分析,重点从支撑我国沿海沿江沿边全面开放和生态文明建设示范等角度，阐述了长江经济带在国家总体战略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张治栋、徐长乐等，尹涵对长江经济带的产业发展与合作问题进行了分析论证，认为需要从战略视角统筹长江经济带9省2市之间的产业专业化分工与合作机制，避免出现产业同质化现象。针对长江经济带未来的发展重点与难点，亦有不少学者从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补偿体制机制创新、交通体系建设、高水平开放、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构建等方面进行了探讨。总体而言，现有对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有关研究，多以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某一方面的内容为主，且研究时段多局限于某一时点，对长江经济带过去和未来发展的综合性和系统性研究相对不足，特别是基于一定时间序列，对过去发展回顾以及未来趋势判断的探讨较少。缺乏对长江经济带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面临趋势的系统研究，对推进长江经济带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重点、难点讨论尚不充分，相关对策建议系统性、针对性也有所欠缺。
鉴于此，在我国“十三五”规划即将结束之际、“十四五”布局展开之时，本文拟结合国内外形势，对长江经济带在“十三五”期间取得的成效进行归纳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对“十四五”时期面临的新形势、发展重点和发展难点进行系统分析，最终提出“十四五”时期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相关对策建议。
“十三五”时期长江经济带发展主要成效
经济规模持续壮大
2019年，长江经济带9省2市累计地区生产总值为45.78万亿元，占全国生产总值的46.2%，较2014年增长1.76倍；人均GDP是2014年的1.58倍。2014年至2019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GDP平均上涨64.6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平均增长56.14%，进出口总额、城镇化率分别平均增长25.41%、12.35%。可见，在“十三五”期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均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社会商品购买力显著增强，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湖南、四川、云南、贵州、江西、安徽等地城镇化率进一步提高，不仅有利地拉动居民消费和投资增长，而且提高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工业化发展进程。
城镇空间格局不断优化
本文依据2020年每公里人口密度栅格数据譹訛，利用ArcGIS 10.2软件绘制长江经济带主要城市群（圈）分布示意图（见图1）。由图1可见，“十三五”期间，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持续推进，在下游形成了涵盖上海等26个城市的长三角城市群，集聚人口约1.6亿人，城市化率已经超过了73%；中游形成了以武汉为中心向外辐射的城市群，在2017年实现了以全国3.4%的土地面积和9.0%的人口数量创造了9.6%的经济总量；上游以重庆、成都双核心为引领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成为支撑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城市群。总体来看，各地根据自身资源禀赋不断完善城市空间治理，加快形成了结构合理、优势互补的城镇空间格局。
产业协作水平有效提升
“十三五”期间，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整合，第一产业呈现轻微下降趋势，第二产业以每年约2个百分点的比例减少，第三产业在2014-2018年间以每年约1个百分点的比例增长，并在2018年之后增幅明显。就产业布局来看，下游地区（浙江、上海等地）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如新材料、集成电路、现代金融等产业；中上游地区（湖北、重庆、云南、贵州、四川等地）以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如汽车制造、生物医药、航天航空等产业。产业链的整体协调，带动了长江经济带产业质量的提升。钢铁、石化、能源、建材等重化工产业群已形成产业集聚效应，集成电路、电子商务、研发设计服务等新兴产业集群正在崛起，提高了产业协作水平，加速了长江经济带新旧动能转换。
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十三五”期间，相关部委出台多项政策文件，对长江经济带水质量提升、自然环境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等工作进行全面规划和部署。沿江省（市）通过生态环境政策集成改革，加大了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力度，创造出更加宜居的生态环境和更加优良的生态产品。据统计，2015-2018年间，长江经济带空气质量有所提升，大气污染超标率平均下降3.5%。2019年，长江经济带优良水质比例达到82.5%，同比上升3.4%，优于全国平均水平6.1%；劣V类比例为1.2%，同比下降0.5%，优于全国平均水平2.8%。
“十四五”时期长江经济带发展面临的形势
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加速冲击，世界经济社会发展格局面临重塑
以5G、大数据为核心的信息科技革命正成为世界各国抢占的经济发展制高点。它不仅揭开了传统产业向人工智能技术变革的新篇章，而且加速催生拓展新的产业形态、新的生产模式、新的应用实践。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围绕颠覆性技术抢占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全球经济、社会和文化加速演化，世界范围内治理体系范式、思维与方法手段不断发生根本变化。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将弥合劳动力成本和生产成本差距，深刻改变国家间的比较优势和发展位势[23]。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区域协调战略承载主体，必须抓住以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变革带来的产业革命，加快释放横贯东中西、连接海内外的独特比较优势，构建更加广泛的技术应用场景，创造新的需求，在全球分工合作中占据顶层位置，为全面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样板。
全球化向区域化转变中大国博弈加剧，国际经贸秩序面临重构
近年来，世界政治格局加速演变，拒绝全球化、重拾保护主义的逆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影响力越来越强，影响范围越来越广，中美战略博弈更加激烈，大国之间竞争趋势愈加明显。长江经济带是内陆经济腹地与沿海开放口岸的交界带，也是我国全面推进对内对外开放的主要阵地。大国博弈加剧，将对长江经济带经济体更深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带来巨大冲击。在此背景下，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必须统筹考虑传统欧美市场和新兴东盟市场，深化“一带一路”合作，积极谋求出口产品、技术与服务的市场转换空间，以市场空间的多元化逐步降低对欧美出口市场的依赖性。
中心城市与城市群引领区域协调发展，长江经济带将成为破解东中西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
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在市场竞争中形成核心推动力，向周边城市辐射、蔓延、推广已成为我国区域发展的新模式，各种生产要素源源不断地向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流动、集聚[24]。这就要求，“十四五”时期长江经济带必须进一步突出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引领带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载体作用，充分发挥上海这一超大城市以及南京、武汉、重庆、成都等特大城市的交运枢纽、开放引领、功能传递等作用，突出人才汇聚、龙头示范、创新源泉等“硬核”角色。在不同的区域内形成产业基础雄厚、发展质量上乘、经济结构优良、辐射范围广博的城市圈和现代化都市圈，并通过长江黄金水道梯次传导和要素流动载体作用，缩小东中西部发展差距，间接促进全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的提升。
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需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和高品质生活的需求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一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重要基石，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也是我国一贯坚持的发展本色。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多次强调要加快形成集约型产业结构、环保高效型生产方式，打造低碳稳健型的现代经济体系，建设美丽中国。生态文明体系的形成，是一项优化要素配置、提高民生福祉的系统性、革命性工程，必须统筹规划长江上中下游空间布局，探寻发展良方，积极破解长江经济带生态修复和绿色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保障水资源质量和水源纯净，推出更多的绿色产品和绿色服务，满足社会发展需求，保障人民生活需要，实现“一江碧水向东流”。
“十四五”时期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点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企业停工、学校停学，各类投资成交额呈断崖式下滑，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十四五”时期，各国不仅处于疫后经济恢复期，还处于新老周期交汇期和新旧动能转换期，重振经济的生机与活力、稳定国际局势成为各国政府的首要任务。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经济版图的主要轴线，要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重点，抓住发展机遇，为我国经济结构的跨越式转型升级注入强心剂。在发展过程中，要着力推进城镇化由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发挥城镇化正向空间外溢效应；着力建设多级协同联动、水路空全域畅通的交通网络，打造互联互通、高效便捷的现代物流体系；着力营造科创生态，借助数字经济的发展机遇，赋能产业融合，培育经济活跃增长极；着力提高流域新型基础设施与生态环境的一体化水平，强化生态环境共保联治；着力以更大力度协同推进长江经济带全方位开放，构建多层次宽领域一体化新格局。
合理引导城镇化发挥正向空间外溢效应
加快推进以人为核心、以质量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一是统筹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城市建成区规划和非建成区规划，推动大型城市和新型城镇协调发展，打造各个城镇的优势产业，保障城镇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建设。二是协调产业布局、人口分布、城市建设，进一步增强长江经济带重要城市群、都市圈的科技创新能力和要素集聚能力，形成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和辐射带动效应，以提升沿江重点经济中心城市的吸纳就业能力和市场拓展能力。三是重点关注新形成的城市密集区域，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推进环境卫生设施提级扩能、市政公用设施提档升级、公共服务设施提标扩面。四是实行土地制度改革，盘活城镇土地要素资源。针对已批未用土地，建立合理的建设规划，确保应用尽用；针对城镇低效土地，制定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收益机制，鼓励社会资本与政府合力共建，促进人口就地就近城镇化。
打造互联互通共建共享的现代物流体系
按照共建共享的原则，深入推进长江经济带的交通物流网络建设，构建多级协同联动、水路空全域畅通的交通网络。一是及时编制新一轮长江经济带综合交通规划和各项交通工具设施的专项规划。二是推进三峡第二船闸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加速推进长江沿线高速专用货运铁路建设，促进长江上中下游物资流动和交换能力。加快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与长江黄金水道运输体系衔接，打通经由长江水道向东联络太平洋，向西联络南亚、东南亚和中东欧的通道。三是加大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地区国际航空机场群建设，推进中西部高铁干线通道建设，打造长江经济带水陆空一体化的综合交通体系。四是加强长江沿线各省（市）的港口、铁路部门的联合监管与合作，打破区域壁垒，共同构建沿江一体化国际贸易服务、跨区域物流信息及金融服务，共同培育物流市场，共建一体化的通关口岸。以长江经济带为主骨架，构建我国重要物资的快速贮存、转运和调拨的战略性应急物流通道。
构建科创生态，推进数字经济与产业融合发展
从提升国家产业链、创新链协同水平角度，系统谋划长江经济带的产业与科技空间协同布局。一是着力培育以长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城市群为重点的新经济体系和新发展动能，提升长江流域各大区域支柱产业对全国乃至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渗透力、集聚力和辐射力。二是加强长江经济带重点区域中面向未来并具有重资产、硬科技属性的产业的布局，推进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并相应推进该类型产业核心技术和关键环节的研发创新能力和制造能力。三是协调长江经济带重点城市群与京津冀等大型城市群的专业分工与合作嵌入，形成我国产业布局东西互济、核心部件双源供应，适度替代全球化的稳态闭环结构。四是围绕产业链搭建创新链，积极支持在南京、杭州、武汉、重庆和成都等地区围绕科技产业协同发展的领域布局一批国家工程技术中心，支持武汉和成渝地区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科技发展趋势打造国家级综合性科学中心，推进产业与科技协同发展。
强化上中下流域生态环境共保联治
加强流域的生态治理和生态修复，积极开展区域生态补偿机制构建和生态资源资产化的有益探索，有效改善长江经济带的生态治理水平。一是进一步加强长江上中下游协同生态空间管控力度，科学划定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推进生态功能区人口逐步向中心城市和城市群转移，如给上游以生态保护和涵养为主的地区投放更多的参军入伍、大专院校招生指标，鼓励东部沿海受益地区承接生态功能区人口外迁稳定就业等，以降低生态脆弱地区人口对资源环境造成的压力。二是坚持负面清单管理，开展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监测和系统评估，推进长江流域企业环境信用体系建设，实现全流域信用评价结果互认、失信企业联合惩戒。对流域生态环境存在影响的项目，加大省际、部门间的协调力度。三是持续加大对鄱阳湖、洞庭湖、汉江中游和三峡库区的生态保护与修复投入，探索在长江流域三峡库区、贫困山区、革命老区和生态脆弱区叠加的地区，设立“国家特别生态功能区”，构建生态功能区与行政建制区并行的运行机制，将区域发展的重点放在维护区域生态平衡、保障区域生态安全、提供生态产品上来，弱化对区域经济增长指标的考核。
打破行政壁垒，构建多层次宽领域一体化新格局
适应国际国内新形势新要求，在更高层次、更宽领域，以更大力度协同推进长江经济带全方位开放，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河流域经济带。一是继续因地制宜推进不同区域开放型经济特色发展，强化开放平台提档升级和协同发力，将长江三角洲打造成以上海为首席的国际经济贸易、资金融通中心以及创新高地。发挥云南地区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积极扩大对外开放，将其打造为我国与东亚、东南亚和南亚联通的枢纽，将内陆腹地引向开放前沿。加快培育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西部引领优势，利用政策优势和创新资源优势，带头开放、带动开放。二是坚持东西开放、陆海统筹，以义乌、重庆、武汉和成都等关键节点城市为突破口，强化以国际物流贸易大通道为载体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提升区域整体对外连通性。三是继续推进对外开放特殊领域建设，深化长江大通关一体化，促进经济带内的产业梯度转移和优势互补，优化开放营商环境，探索并建立多层次的开放合作机制。
“十四五”时期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难点分析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各地区资源禀赋和发展状况差异巨大。“十四五”时期，仍需从推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构建全智慧型的基建应用生态链、提升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水平等难点入手，化解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生产要素难以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
长江经济带历经多年的开发建设，实现了从“区域经济”到“流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长江成为了资金、人口、资源等诸多要素流动的大动脉。但是由于各区域的区位特点、资源禀赋、贸易条件、发展基础和发展水平存在着较大差距，生产要素的流动仍受到行政壁垒、交通网络、经济壁垒等不同程度的约束。例如，受行政壁垒的限制，长江流域的人才开发存在各自为政的现象，人才评价方法不一、人才福利政策相异，致使人才这一重要的要素难以有序流动；受交通网络的限制，“职住分离”已成为当今长三角城市群的一大特征；受经济壁垒的影响，大型企业逐步由高房价的地区向低房价地区转移，致使技术和资本要素难以充分发挥优势。生产要素空间流动作为一种内涵式空间优化增长方式可以有力提升产业结构和经济质量，但种种壁垒的限制却导致劳动、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溢出效应难以有效发挥，阻碍了长江流域一体化发展步伐。此外，尽管成立了长江经济带发展改革小组，在省级层面建立了一定范围的区域协同发展机制以及要素自由流动机制，但在国家层面尚未形成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激励机制和协调发展规范，而省级层面的合作协商大多以商讨和交流等形式为主，缺乏稳定性、常态化要素协调机制。
全智慧型的基建应用生态链难以搭建
数字经济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引擎。建立健全长江流域全智慧型基建应用生态链，是决定长江经济带能否成为世界级经济带的关键。长三角城市群人才汇集，正在逐步发展形成高增值、高技术、高集约的知识经济。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仍以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为发展重点，整体上处于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导致各个经济版块的拓展能力和相互促进作用受限。尤其是各地政府出于本土利益考虑，塑造了不同市场环境，市场的割裂导致“门槛”频现。同时，当前长江流域城市群之间和省级层面合作虚多实少，各省市之间协同发展力度不强，特别是在产业互补、数据共享等领域，依然存在着各自为政、条块分割的现象，致使传统基建业务跨区域精准对接、要素高质量重组和多元主体融通创新等方面依然存在问题。因此，在整个长江流域打造共建共享的传统基建数字化智慧平台和新基建运营服务体系，为流域内企业创造更加和谐的发展步伐和更加广阔的发展市场，是长江经济带“十四五”时期遇到的主要发展难点之一。
绿色协同发展底色较为薄弱
近年来，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已初见成效，但水环境质量、水生态建设等多重问题纷繁复杂、相互交织，水生态环境安全形势依然严峻。水环境质量方面，截至2019年11月底，富民大桥、神定河口等12个劣V类断面尚未完全消灭，滇池、洞庭湖等湖库依然不能达到GB 3838-2002湖库III类标准，仍有超过10%的比例的黑臭水体还没有消除。水生态方面，工业污染、农业面源污染物排放基数大、治理难度高，特有鱼种数量持续下降，受威胁鱼类占鱼类总数27.6%，三峡库区支流亚健康及以上水城达44%，水体富营养化格局仍未好转。水资源风险方面，“化工围江”现象明显，长江经济带分布有化工企业14813家，其排放量占全国化工行业排放总量的37.7%。此外，长江沿线各个省市生态协同治理机制尚未形成，尤其是省级层面的长江中下游和长江上游生态补偿机制依然不健全，中下游地区的节能环保技术和生态型产业向上游转移扩散较为缓慢，碳排放交易制度和水权交易制度尚未建立。
“十四五”时期长江经济带发展对策建议
打造全国经济发展活跃增长极
一是促进在线新经济的发展。新冠肺炎疫情倒逼叠加5G时代和新基建的正向刺激，在线新经济将成为长江沿线城市有效推进疫期防控和疫后经济复苏的重要落脚点。2020年4月8日，上海市出台了《促进在线新经济发展行动方案（2020-2022年）》，长江沿线省（市）应以上海为龙头，推动制度变革和创新，在这个全新的区域经济竞争新赛道抢先布局。聚焦现代生产制造（无人工厂、工业互联网）、生产性服务业（电商零售、金融业务、线上展览）和生活性服务业（在线医疗、无接触配送、新型移动出行、远程办公）等新兴领域，实施专项行动，壮大新兴消费，打造经济新场景、新动能，进一步消除智能交互技术跨界融合创新的障碍，助力疫情防控和经济转型升级。
二是以消费和科创为主动力实现经济温和增长。2020年4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保基层运转”的“六保”。从“六稳”譺訛到“六保”，表明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基本面的判断更加务实。在中央政策的指导下，长江流域在“十四五”阶段的经济增长应以寻找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为主要方向。具体措施包括：巩固消费信心，保证居民收入，有序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推行积极的消费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实现宽松的收费和金融环境；推动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加速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平稳运行等。
加快区域联动、城乡融合一体化发展步伐
一是加强区域统筹规划和协调。坚持局部服从整体的思路，加快编制《长江经济带“十四五”发展规划纲要》及相关重点专项规划。加快《长江保护法》立法和实施进程。强化长江上中下游各大城市群、都市圈和各省（市）下位规划、相关专业规划与长江经济带总体规划的衔接，促进规划协同、联动发展，以科学完善的规划为引领，推进新时代长江经济带区域的持续协调发展。
二是深化区域协商合作机制，加快都市圈协同联动。在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市场贸易、金融投资、科学技术、教育医疗等领域构建多形式网络化的协商与合作机制。进一步完善长江中下游地区与长三角城市群之间产业转移对接机制，强化跨区域的人才协作，推动区域合作创新步伐。以长三角丰富的智力资源和科技资源为依托，建立科技要素资源高效快速流动和分发的云服务企业，支持长江中下游城市搭建更加完善、更加健全的科技创新服务体系，推动长江经济带整体腾飞。探索行政区与产业开发区适度分离的合作示范区，发展“飞地经济”，开展异地GDP核算、利税分享等合作共建产业园区模式创新，深入推进加工贸易承接转移示范地建设。
三是以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一方面，立足于农村地区人口结构和发展实际，加强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消除城乡矛盾和偏见，实现城乡基本服务均等化。发挥中心城市资源集聚、产业辐射效应，加强对农村区域的财政支持和制度保障，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鼓励社会资本、高素质人才向农村区域流动，改善农村地区资本与劳动配置比例，激发经济活力；另一方面，根据长江沿线不同城市发展差距，制定切实可行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如，长江下游地区，在完善城市功能、提高科技创新水平方面深化城乡一体化发展；长江中上游区域要在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等方面，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搭建智慧应用基础设施平台
一是抓好基础建设，重塑智慧城市治理模式。秉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理念，以上海市推出的城市运营“一网统管”、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基建数字化平台为龙头，苏浙鄂渝皖湘川赣云贵各扬所长，推进全域全量数据汇聚与运用，升级沿线区域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构建跨区域数字平台，整合城市治理各领域的信息数据、生产系统，构建万物互联、互联互通的完整系统，驱动各行业、各城市数字化和智能化升级，营造“观全面、管到位、防见效”的智能应用生态，提高城市智能感知能力和运行保障水平，重塑长江经济带区域治理模式。
二是加强智慧民生建设，实现居民生活幸福安康。在能源、交通、水利等传统基建的基础上，向公共卫生、公共服务、公共安全三大领域拓展和延伸。将公共卫生纳入基础设施领域重点关注模块，提升基层社区卫生服务能级，形成一个跨部门的综合协调机构统筹指挥，智慧精准预警预判预防风险隐患，以便在疾病预警和紧急状态下合理调度医疗资源，实现态势全面感知、趋势智能预判、资源统筹调度、行动人机协同、治理精准高效的发展目标。公共服务方面，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社区服务等民生领域更高层面的统筹，完善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打造数字化信息交互平台，及时共享信息和资源，以便政府、社区、市民可以实现实时沟通，让城市居民享受到智慧化带来的便捷性福利。
三是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推动智慧产业高质量发展。智慧产业以知识和技术为发展基础，只有在长江经济带汇聚了丰富的智慧人才和智力资本，才能实现智慧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智慧人才的聚集不仅要基于项目汇聚全球顶尖科学家、工程师以及技术研发人员，而且要成立后备人才团队，实现“干中学”，充分激发人才创造力，着力突破智慧产业发展中的关键核心技术，提升基础设施的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利用颠覆性技术推动产品快速迭代更新。区域智力资本要从结构资本、关系资本、创新资本协同开发着手，推动区域一体化，优化网络资源要素配置；打造开放融合的金融市场是结构资本协同开发的关键所在；关系资本协同开发要求探索与区域协调发展相适应、相匹配的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长江流域区域一体化发展和市场一体化建设的政策环境和营商环境，以公开透明一致的政策，打破行政壁垒，遏制区域内的恶性竞争，推动生产要素有序流动；创新资本协同开发首先要健全长江流域科技信息资源分类分级共享机制，实现全域数据资源互联互通。
推动长江流域跨区域生态环境共保共建共享
一是加强生态空间分区共保。“十四五”期间，针对长江经济带的不同区域采用差异化管理措施，提升生态环境精细化、科学化管理水平。针对大气污染严重的成渝平原和云南地区，要提高管制型政策工具和经济型政策工具的使用强度，例如采用限定排放标准、发布禁令、损害赔偿等手段，还要推动生态环境监测体系与监测能力现代化。针对水污染较为严重的长三角地区，发挥市场型环境政策工具和信息型政策工具的使用力度，如采用信息强制公开制度、引导公众参与、开展生态污染防治、推动科技研发等手段。此外，还要提高区域生态治理政策工具的整合程度，既要消除长江沿线城市间的差异，又不能向租金较低以及经济发展缓慢地区转移高污染企业；既要充分利用长江流域黄金水道交通便捷的天然优势，又要谨防沿线城市工业废水弃物直奔长江。
二是推动生态环境共建。大力推动产业结构多元化、绿色化、高端化，加大对长江沿线新建、扩建和改建项目的环境污染治理资金投入。进一步探索长江流域水权、排污权和水资源有偿使用办法，推进生态资源向生态商品、生态资本转化。积极争取中央对生态脆弱和敏感地区的生态建设投资，鼓励下游发达地区通过项目建设补偿、承接人口产业转移等方式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发展。
三是倡导生态文明成果共享。生态文明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事情，必须坚持不懈、久久为功。要在意识形态上确定风向标，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处着手。通过政府引导和适当的舆论监督，鼓励居民形成文明、健康、环保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模式，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生态产品的开发与销售寻求渠道。要在行政制度上筑牢根基，推动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形成多元参与、互惠互利、产权清晰、责任明确的制度体系，选取优秀的生态文明实践创新成果，搭建共享基地，为世界留下一笔文明遗产。要在物质层面，满足人民注重生活品质和优质公共服务的需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作者：张静晓 候丹丹 彭劲松 李 林 唐于渝 来源：《企业经济》2020年0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