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聚外合”正成长三角协同创新主方向——对话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徐宁
发布者：瞿锦秀发布时间：2021-01-13浏览次数：391
为贯彻落实《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和《国家创新驱动发展规划纲要》,推动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日前,科技部会同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人民政府,共同编制了《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发展规划》。 此前,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徐宁团队完成了《长三角产业创新发展报告:基础与现状》的调研报告。报告认为,推进长三角科技和产业创新一体化发展,既包括三省一市各区域科技与产业的创新协调,也包括创新群落中“政产学研介媒”等主体的有机协同,还包括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两个环节连通并产生耦合效应的链式创新。从长三角一体化进程来看,区域联系、主体协同、环节连接的“内聚外合”正成为协同创新主方向。就此,记者对话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徐宁。 研究视角:区域联系视角、主体协同视角、环节连接视角 记者:报告说理解长三角创新一体化有三个视角,您能介绍一下这三个视角下的长三角创新一体化呈现怎样的特征吗?徐宁:一是区域联系视角。区域是创新主体的载体和活动地,区域以其资源禀赋和政策环境,影响不同创新主体的创新活动。区域联系视角下的长三角产业创新一体化,是从空间地理视角看各地域之间的创新合作、溢出效应和创新效果。高质量的区域协同创新,可以发挥1+1>2的效应。 例如,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城市具有丰富科教资源和科研院所,应当发挥原创能力和基础创新、理论创新功能,创新主体以大学和科研院所里的研究人员为主;从创新环节来讲,从事的是知识生产环节,把钱变为知识,为后端创新环节提供基础性、公共性的成果支持;从创新产出来讲,以研究论文、基础技术专利为主。苏州、无锡、常州等拥有较多实体产业主体的城市,创新主体是企业家和产业技术人士,创新过程是将前端技术进行产业化,或者采取先进的工艺实现产品升级,实现前端基础创新成果的市场经济价值,把知识变成钱,其创新产出就是新产品销售利润。 二是主体协同视角。从创新主体来看,涉及到区域创新发展的主体主要包括政府、企业和高等院校三类(简称官产学),区域创新一体化发展应当关注官产学协同。首先,政府是创新投入主体,投入既包括资源投入(如资金、设备等),也包括环境投入(如政策、文化等),这是创新生态的基础。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创新生态系统里需要大量公共品存在,比如理论创新、基础技术、制度文化等,这些公共品为整个系统输出正外部效应,用以支持创新的整体发展。从发达国家的创新历程和经验来看,政府投入在创新生态中起到基础性、决定性作用。 其次,企业承担着创新投入和创新执行双重角色。以创新投入来看,包括企业自身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用于技术研发、工艺改良等,也包括行业层面关于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平台等方面的投入,这些投入可以帮助企业提升技术,提高产品竞争力。以创新执行来看,企业也可以承接政府的研发资金投入,作为研发主体进行创新研究。 最后,高等院校作为汇集学者、专家等高端人才的主体,承担创新执行角色。大学具有非营利性特征,专家学者的研究取向往往与前沿性、兴趣性相关;大学的创新行为带有理论性、基础性特征,处于创新最前端最初始环节;大学经费来源包括政府和企业,不同经费来源决定了研究行为的特点和效果。 三是环节连接视角。环节连接是指科技与产业两个创新环节耦合过程。从经济活动视角看,可将创新行为简单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知识生产”,即把资金转化为原创知识,主体是大学及科研机构,该过程具有一定的外部性,目标是产出更多更先进的知识;二是“知识应用”,即把知识转化为资产加以应用,主体是企业,以市场行为实现,目标是在市场上实现利润最大化。创新环节耦合程度,应注意区分两个阶段不同特性,构建相关制度与激励规则,将各主体间在不同创新环节的行为统一起来,实现两个环节的深度耦合。 发展现状:长三角合作申请国内专利数量整体呈现上升趋势 记者:近年来,长三角三省一市之间的科研合作、技术溢出和产业关联持续加强。根据您的研究,长三角产业创新一体化发展现状如何?徐宁:可以从专利合作、技术溢出和产业关联三个方面观察长三角产业创新一体化的现状。 首先看专利合作。长三角三省一市之间合作申请国内专利数量整体呈现出上升趋势,从2010年的543件增加到了2018年的1926件,年均增长率17.15%。其中,上海与江苏合作申请专利数量最多,年均增幅18.52%,占长三角地区合作申请专利总量比重从2010年的55.06%上升至2018年的60.44%。上海与浙江合作申请专利紧密度位居第二位,合作数量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从2010年的121件逐年增加至2015年的306件的历史高点,2018年回落至283件,占比基本维持在15%—20%左右。江苏与浙江合作申请专利数量呈现出波动上升态势,2010年为58件,2018年增加至262件,占比维持在10%—15%。安徽与沪苏浙合作申请专利数量相对较少,与浙江合作数量最少。 从城市层面来看,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之间合作申请国内专利网络结构呈现出4个特征和趋势。第一,专利合作网络密度不断提升,网络节点持续增加。第二,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是长三角合作申请专利核心节点,一直主导着长三角科研合作网络基本框架,由此形成“沪宁创新带”。第三,江苏的南通、泰州、盐城,浙江的杭州、宁波以及安徽的合肥,占据网络中第二圈层核心位置,地区间专利合作更加频繁,合作网络更加稠密。最后,与南京相比,杭州和合肥的辐射效应相对较弱,研发合作发展缓慢。 其次看技术溢出。根据测算,我们发现上海对苏浙皖都表现出正的技术外部性,且对浙江的技术溢出效应最强,江苏次之,安徽最弱;江苏对安徽的辐射效应最为明显,带动安徽科技创新快速崛起,对上海和浙江的技术溢出量相对较低;浙江对上海的技术溢出强于江苏,安徽最弱;安徽省是技术溢出最少地区,按照溢出水平从高到低依次为江苏、浙江、上海。 再次看产业关联。我们以长三角41个城市为研究对象,统计数据显示,长三角产业创新联系网络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征。一是以上海及近沪城市为中心的总体格局不断得到强化。二是省会城市快速崛起。合肥、杭州、南京分别作为安徽、浙江和江苏省会城市,近些年产业创新网络地位提升迅速,尤其是杭州和南京,先后反超传统工业强市苏州。三是长三角整体产业创新网络密度逐年增大,以上海、南京、杭州、苏州、合肥等城市为核心的集聚趋势不断得到强化,并以这些中心城市为节点,向周边城市辐射扩散、周边城市之间互相扩散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密切。 对策建议:加大基础研发投入比重,建立科技创新成果利益分享机制 记者:基于这样的现状,我们该如何推进长三角科技和产业创新一体化发展? 徐宁:第一,进一步加大长三角区域基础研发投入比重,为长三角产业创新筑牢基础。政府是基础研究主要投入方,在考虑加大政府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同时,应注意提升经费支出的效率和效果,设立专业团队来负责资金的投入和评估;更加重视加强创新人才培养,加强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学科建设,鼓励具备条件的高校积极设置基础研究、交叉学科相关学科专业,注重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鼓励科研团队心无旁骛、长期持续地深耕基础理论研究,不以成败论英雄,坚决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 第二,“公共品”建设上,政府应当以“科技创新公共品(如公共研发平台等)”等新基建项目来代替“铁公基”等旧基建项目,更强调公共实验室、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等科创公共品建设,并建立开放共享机制。此外,三省一市应当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推进新基建建设。例如,上海、合肥两大国家科学中心聚焦国家重大战略基础研究专项进行研发公共品投入;南京、杭州、苏州等产业较为发达区域,服务于产业发展建设“产业实验室”。 第三,建立科技创新成果利益分享机制,充分调动各方参与积极性。一方面,完善相关法律,探索合理有效的利益分配机制,制定激励政策以激发各创新主体的研发热情。另一方面,组建长三角利益共享专家评审委员会,对各方参与科技创新一体化利益得失进行测算评估,尤其是对资源输出方和技术溢出方进行必要的补偿和奖励,理顺权属利益关系,充分调动三省一市协同创新积极性。 第四,构建科技服务和转化中介市场,以市场机制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着重构建技术经纪制度,培育强大的技术转移中介市场,扶持生产力促进中心、科技信息中心、知识产权法律中介机构、金融机构等科技服务和转化的中介平台发展,并依托中介平台打通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藩篱,实现技术需求方和供给方无缝对接,有效衔接技术与市场,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此外,建立科学合理的成果转移转化市场定价机制,让科技成果转移有理可循、有据可依。 第五,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将竞争性考核转变为协同性考核。要解放思想,破除观念壁垒,打破行政区划藩篱,防止体制机制扭曲科技资源配置,更好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建议将对各省市的政绩考核指标进行部分调整,涉及三省一市公共利益的采取协同性考核,推动区域创新一体化。 第六,打造沪宁合产业创新带。G60科创走廊已形成“一廊一核多城”空间布局规划,不仅是推动区域协同创新攻关一体化有效平台,也是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引擎。但G60科创走廊产业水准整体不高,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之间存在很大差距,两者处于脱节状态。原因在于仅将江苏苏州市纳入G60科创走廊,忽视了江苏大部分地区,特别是苏南其他城市在长三角产业创新链中的重要作用,导致产业创新能力不足,科技创新成果无法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建议充分发挥江苏实体产业优势,以上海、合肥两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为支点,打造沪宁合产业创新带,形成与G60科创走廊的相互补充、有机互动的科技与产业创新新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