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高质量绿色发展智库联盟：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历史性成就及展望

中国科学院院士、经济地理学家陆大道先生指出，近几年，中央和国家部委出台了诸多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的政策，对河流排污口、化工污染、固体废弃物进行整治，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取得较好成效。下一步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需要继续全面深刻转型，而转型的关键在产业的绿色转型。推进产业绿色转型，难点在对发展经济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利益权衡。沿江能否发展重化工，重点看排放。发达国家很多重化工工厂也建在流域岸线边上，化工企业的化工车间达到零排放标准。目前我国很多大型工厂已经跟国际标准接轨，但中小型工厂在生产医药中间体、化工中间体、石油和煤焦油加工等方面的排放仍然不达标。陆院士呼吁，要加快对沿江高污染排放企业做减法，促进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

中国科学院院士、武汉大学水安全研究院夏军教授指出，要进一步推动长江大保护系统治理。夏院士介绍，1998年长江大洪水武汉站的洪峰流量是71100立方米/秒，水位29.43米，2020武汉的洪峰是55000立方米/秒，水位是28.66米。由此可以看出，即使是同样的流量，现在水位也比历史水位更高。原因很多，其中长江河道由于人类活动导致洲滩蓄洪能力萎缩，加之沿江城市为避免城市看海，加大了泵站抽排能力，洪水都朝干流里面排，导致江河湖库的水位大幅度提升。夏院士认为，要从流域系统治理的角度看待上中下游、左岸右岸和陆海统筹的问题，以水定城，以水定产，从源头实现科学管控，给洪水足够的蓄势空间，学会跟洪水共生存。同时，要统筹调动大型水库和水闸，局部服从全局，使综合损失最小。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吴晓华研究员指出，五年前总书记首次给长江经济带提出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和“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战略导向，指引长江经济带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和后续一系列重大区域战略产生深刻影响。2021年，“十四五”即将全面展开，长江经济带迎来了全新的五年关键期，我们要围绕总书记在南京讲话提出的“主战场，主动脉，主力军”的历史使命，展开新的重大课题研究。一是长江大保护进入有法可依的新阶段，探索如何确保全国首个流域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顺利实施；二是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的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研究长江经济带部分有条件的区域如何在“十四五”期间率先达峰；三是“十四五”吹响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定位上海浦东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要研究在长三角的带动下，长江经济带如何实现现代化。

江苏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院长成长春教授指出，协调性均衡发展理论是2015年为解决长江经济带经济人口和生态之间的均衡问题，提出来的一个融合共生的概念。协调性侧重内外的关系和联系，均衡性重在强调区域要素的发展和分布。当前，长江经济带在生态资源利用、多种运输方式分布、城市群融合协作等方面存在不平衡不协调问题。对此，成院长建议加强统筹和创新步伐。一是统筹长江流域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守好用好流域生态本底；同时，创新流域生态共治共享制度，探索流域内的生态贡献货币化机制、重要农产品补偿机制和重要资源利益补偿机制，推广武汉碳交易中心和碳金融中心平台建设经验。二是统筹综合交通一体化建设，进一步提升黄金水道的黄金效益。三是发挥长三角创新引领作用，共建跨省市产业园，推动平台联动打造世界制造业集群。四是强化跨区域跨部门的通关协作，推进流域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建立跨区域的利益共享机制。

重庆智库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院长王佳宁首席研究员指出，推动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有六个着点力。一是处理好与重大政策的关系，比如长江经济带发展与落实《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以及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的关系。二是处理好与改革载体的关系，除了湖北和安徽，长江经济带沿线布局了9个国家级新区。三是处理好与开放平台的关系，除了贵州和江西，长江经济带布局了9个自贸区。四是处理好与弘扬长江文化的关系。五是在不同行政主体之间构建有效的激励相容机制，鼓励建立区域抱团发展组织领导体制和日常协调工作机制，以功能区、经济圈整体考核替代单一行政区划考核，促进产业布局、城市功能及其公共服务自发实现要素的优化配置。六是实施评估督导机制，建立评估指标体系，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有影响力的智库进行第三方评估。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李忠研究员指出，五年来，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转折性变化，下一步要在长江经济带率先探索系统化、协同化、多元化的生态环境治理新模式。系统化是指以水为纽带，统筹推进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水资源保护、水灾害防治和岸线整治的综合治理。协同化是指以水路港岸产城联防联控为突破，整体推进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江河湖泊、左右岸、干支流的协同治理。多元化是指以政府、企业、公众、NGO共同参与为重点，搭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长江治理的公共平台，促进形成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格局形态。生态环境问题本质上是人类活动造成的，根治还是要从绿色发展上作文章，这是治本之策。要在长江经济带全方位全过程推行绿色规划、绿色设计、绿色投资、绿色建设、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生活、绿色消费，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通过保护、盘活和转化绿水青山，实现生态产品向生态农产品、生态旅游产品和生态工业品的转变。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刘峥延博士指出，系统性保护修复是习近平总书记为治好“长江病”开出的重要药方，各地积极探索，形成了“大系统”和“小系统”两方面的治理经验。“大系统”治理把改善水质作为核心，实行“三统筹”。一是统筹推进水环境、水生态、水资源和水灾害“四水共治”，实施全流域综合治理，形成覆盖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和水陆岸的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格局。二是统筹推进港岸产城协同治理，把岸线治理摆在更重要的位置，发挥岸线作为产业调整重点区域、陆上污染入江最后关口和居民亲水重要载体的作用。三是统筹推进河长制、湖长制、林长制，将河、湖、林等生态要素保护责任统筹落实，促进各要素的系统治理。“小系统”治理主要依托中节能、三峡集团等大型企业的技术支撑，推动重点区块实施生态环境系统性保护修复，比如在咸宁嘉鱼县实施的滨江生态系统提升工程，就是滨江河湖生态系统性保护修复的典型代表。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综合运输研究所樊一江研究员指出，当前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主骨架基本形成，但交通运输区域性、结构性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短板，与“大循环、双循环”趋势下供需之间出现的功能性、时空性矛盾深度交织，发展面临新的压力和挑战。下一步要加快建设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打造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和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一是强化绿色转型，在持续提升交通运输服务供给能力品质的同时，引导绿色出行和绿色物流等生产消费流通出行方式的深度变革。二是强化系统融合，统筹交通与经济社会各领域供需对接，统筹各种运输方式分工衔接，统筹通道与枢纽、设施与服务、传统与新兴、存量与增量、国际区域与城市群都市圈、城市与乡村、上中下游与南北两岸、三峡坝上与坝下等协同发展，塑造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系统优势。三是强化循环拓展，围绕扩大内需战略基点，畅通联通国际、衔接国内、覆盖上中下游的综合交通运输主动脉和支线末端网，发挥交通物流枢纽战略支撑作用。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科研管理部蒋同明副研究员指出，五年来，长江经济带在创新能力提升、产业转型升级、核心竞争力增强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仍存在产业布局各自为政，产业协同效益不强等问题。下一步，长江经济带产业发展要重点从“全面升级”“持续优化”“高效融合”上下功夫。一是全面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通过技术创新减少产业的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二是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促进下游地区资源加工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以内需为主的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向中上游地区有序转移。三是促进产业高效融合发展，率先在长三角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加快推动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与各产业的深度融合，推动电子信息、高端装备、汽车、家电、纺织服装五大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加快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和现代农业的深度融合，促进三产融合高效发展。

 河海大学党委常委、长江保护与绿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兵教授指出，由于产业绿色水平较高地区对周边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是间接作用，所以长江经济带整体实现产业绿色发展需要一个较长时期。促进长江经济带产业高质量绿色发展，一是加大技术创新投入，通过搭建产学研协同创新基地和专业化绿色技术研发平台，优化整合区域创新资源，有针对性地帮助传统产业绿色化转型，推动和支撑新兴绿色产业发展。二是建立政策协同机制和跨区域合作机制，加强与现有政策、法规、规划的衔接，促进产业人才动态双迁，探索分层次分级的生态补偿方式，推动“输血”与“造血”相结合。三是充分发挥下游地区技术溢出和辐射作用，通过合作研发和推广共性技术、贸易、投资、合作经营、员工派遣等方式，加强地区间资金流动及人才技术共享，在区域内建立较为完善的产业链条，推动产业绿色协同发展。

武汉大学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杨刚强教授指出，加快长江经济带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是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必然要求。一方面，要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粮食综合生产优势，优化粮食生产格局，解决优质粮种“卡脖子”问题，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实现从粮食产品到粮食全产业链系统再造的思维转变，加快建设粮食产业集群，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粮食全产业链供应体系。同时，优化升级粮食仓储，在长江经济带主要中心城市建设一批粮食储备基地和物流节点，确保在任何时刻都能做到自主循环；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对外开放新优势，构建连接太平洋航线、中欧班列粮食物流通道，加强对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资金、技术、装备等支持，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粮食经贸合作，共同打造国际粮食合作新平台，适度进口粮食，补齐国际粮食产业链供应链短板，保障粮食供应链和全产业链安全。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刘保奎副研究员指出，长江经济带“一轴两翼三极多点”的空间布局准确把握了我国城镇化进程阶段性特征和空间发展规律，引领了我国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这一轮快速发展。下一步要发挥好长江经济带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五大优势和作用。一是突出科技创新优势，布局武汉、成都、南京、杭州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打造上海—南京—合肥、上海—杭州、武汉—长沙、成都—重庆4条科创走廊，优化国家实验室布局，培育西湖大学等若干新型大学和新型研发机构。二是用好要素配置优势，重点提升金融、研发、设计、会计、法律、会展等功能，打造高端要素集聚中心和配置枢纽。三是发挥产业基础优势，提升基础材料、重大装备等产业能力，提升汽车、电子、服装、石化等产业链水平，突破声、光、量子、数字、海洋等前沿和关键技术，加快中国芯、大飞机等硬核重器和新兴产业发展，打造黄金文化旅游带。四是释放制度创新优势，在优化营商环境、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生态环境和城市空间治理等重要领域推出一批重大改革措施，推进规则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五是增强辐射带动作用，促进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联动发展，构筑以都市圈为主要载体形式的产业分工体系，在上中下游城市群形成若干竞争优势较强的产业链供应链。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杨长湧研究员指出，长江经济带兼具沿海沿江沿边和内陆区位，是我国对外开放起步较早、基础良好、发展较快的区域之一。五年来，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以融入“一带一路”为重点，促进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发挥各自优势着力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加大上中下游协调开放力度，逐步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按照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推动长江经济带构筑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一是要实现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充分发挥进博会功能，建设好上海虹桥商务区等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在沿江城市打造跨国公司总部经济基地，提升沿江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和统筹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二是以自贸试验区为主要平台加快推进规则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进一步推动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增强沿江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加快形成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为全国推进规则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积累新经验、探索新路径。三是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和共建“一带一路”相融合，加快长江经济带上的“一带一路”战略支点建设，扩大对外贸易、投资及国际产能合作，促进公共卫生、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科技教育等多领域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李晓琳副研究员指出，长江经济带横跨东中西三大板块，既有我国三大动力源地区之一的长三角地区，也有欠发达的云贵地区。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协调发展的重点在于提供公平的发展机会。一是要完善政策体系，统筹上中下游地区在自贸试验区、临空经济示范区、改革试点示范以及信息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布局，建立垂直分工与横向分工并存的区域协调发展关系。二是解决生态地区、粮食主产区等地区产品外部性问题，推动更大力度地纵向补偿和横向补偿，体现特殊地区的安全功能价值。三是运用市场化、多元化政策手段，依靠全社会各界的力量，更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