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城市创新协同发展能力评价
基于区域创新系统理论，《长江经济带各城市协同发展能力指数研究报告（2021）》 构建了由财政科技支出额、“双一流”建设学科数量、合作发明专利申请数量、从事科技活动人员数量组成的创新协同评价指标体系，经过科学测算，长江经济带各城市创新协同发展能力前十名与后十名城市的排行榜如表1所示。相较于2020年，2021年长江经济带各城市创新协同发展总体得分相比去年小幅下降。从空间分布看，长江经济带创新资源与创新能力的空间集聚度较高，前十名中有六个城市位于长三角地区，四个位于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从位序变化看，与2020年相比，除宁波创新协同能力略有提升外，上海、南京、杭州、武汉、成都、苏州、合肥、重庆和长沙等九个城市的创新协同能力均有所下降。究其原因，上海、南京、杭州、武汉、成都、苏州、合肥、重庆以及长沙相比去年虽专利合作数量增幅明显，但财政科技资金投入均显著下降。从排名变化看，上海创新协同能力综合得分略有下降，但是仍处于长江经济带首位，且与第2名南京的得分差距由去年的1.6倍扩大到2.0倍。杭州赶超武汉位于第3名，宁波赶超重庆和长沙位于第8名。具体来讲，在财政科技资金投入方面，上海与南京的差距由去年的2.48倍扩大到3.99倍；在从事科技活动人员数量方面，上海与南京的差距由去年的1.27倍扩大到3.12倍。前十名城市作为区域创新高地，创新资源丰富，应在加强财政科技资金和科技人员投入的基础上，探索更高效的跨区域协同创新机制，缩小与区域创新高地创新协同能力的差距。
后十名城市均处于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区域，其中有六个城市位于四川省。雅安、广元、巴中、遂宁、广安和资阳等六个城市在财政科技支出、从事科技活动人员数量以及合作专利申请数量等方面均与目标值相差较大，创新协同能力较为薄弱。根据四川省行政区划图，雅安、资阳与成都毗邻，广元、巴中、遂宁以及广安距离成都较远，位于边缘位置。成都对雅安和资阳的虹吸作用导致其创新协同能力不升反降。广元、巴中、遂宁和广安等城市受区域先决条件严重制约，经济协同发展能力较差。
作为长江经济带最西端的省份云南在经济协同发展方面进步较大。云南省处于后十榜的城市由2020年的五个减少到一个。丽江作为旅游城市，在R&D资金和人员投入方面的得分均处于长江经济带的末端，旅游科技创新对丽江创新协同能力的提升作用得到质疑。
长江经济带城市创新协同发展策略
作为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需要持续增强流域经济协同发展能力，协同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塑造创新驱动发展新优势，并推动长江经济带创新网络与重要节点创新主体的有机交融，保障流域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提升。
三链融合打造长江经济带世界级产业集群以沿江国家级、省级开发区为载体，以大型企业为骨干，贯穿流域上下游的电子信息、高端装备、汽车、家电、纺织服装等世界级制造业集群初步形成。今后需要在以城市为尺度的产业集聚发展的本地集群政策基础上，从长江经济带流域视角出发，促进经济带内相关产业的创新链与产业链的跨地深度融合，产业链与供应链的融通对接，打造自主可控、分工合作、互动交流的长江经济带集群网络，强化集群发展的空间尺度效应、内部交流合作效应，实现从本地集群向经济带集群的等级跃升，增强与世界上先进集群合作交流的话语权，提升有效利用国外技术、资本的能力和效率，最终打破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中低端锁定效应，扎实迈进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三链联动增强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新动能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围绕产业链与创新链布局资本链，切实发挥长江经济带上下游整体优势，实现创新链、产业链、资本链三链动态配合、联动发展，是增强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发展新动能的必由之路。建议由行业龙头企业、各地头部企业、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牵头建立高新技术产业联盟，探索“联盟+平台+基金”的运作模式，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本链深度融合，打造协同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体系。高校创新体系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流大学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要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内一流高校、一流学科密集分布优势，抓住新文科、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建设契机，从国家、经济带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加快构建高质量高校科技创新体系，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基础研究，勇于攻克“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在全国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中发挥示范表率作用。与此同时，以一流高校创新体系加强创新型人才培养，重视科学精神、创新能力、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培育，加大基础学科拔尖人才、高层次紧缺人才培养力度。
构建创新联合体高效供给共性技术电子信息、汽车制造、装备制造、化工、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是长江经济带内各地普遍重点发展的共性主导产业，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交互的数字经济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整体要求，在此过程中，存在诸多关键共性技术问题，需要集合全流域的力量才能高效解决。打赢生态修复和保护攻坚战也需要在持续加强环境规制的基础上，依靠绿色科技创新从治本（技术上）解决问题。为此建议切实确立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增强企业创新动力，正向激励企业创新，反向倒逼企业创新，加快构建各行业龙头企业、各地头部企业牵头、高校与科研院所支撑、金融机构与中介组织积极参与、各创新主体相互协同的创新联合体，发展高效强大的长江经济带共性技术供给体系，提高科技创新的成功率与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成效。
国家综合科学中心策源长江经济带创新驱动发展在持续推进长江经济带内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高科技园区协同联动，进一步增强南京、杭州、武汉、成都、合肥等节点城市的创新辐射与带动能力，激活上海张江、安徽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大科学装置在基础研究、重大应用研究领域的科技支撑作用，促进流域创新能力的整体提升的基础上，建议在中游（武汉）、上游（成渝联合）有序增设国家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采取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为基础的创新集群建设布局及其在学科发展和产业辐射上的相互促进模式，实现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从独立运作迈向平台生态化运作，从传统经验型治理迈向现代高科技型治理，全面提升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对长江记经济带科学研究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曹贤忠系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副教授；曾刚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终身教授；滕堂伟系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胡德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